大家好，我是兰台。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第一代红旗轿车。 其实，关于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话题理财配资平台，兰台已经讲过很多了。原本是不打算再提起这个话题，可是，仍然有许多朋友坚持认为红旗轿车就是国货之光。既然如此，兰台只能继续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了。 首先要声明的是，兰台并非一汽或二汽的出身，也不是所谓的汽车人。对于造车这事，兰台的确算得上是外行。但是，一汽、二汽的许多领导干部曾经先后出版过回忆录，或者接受过采访。今天我所说的事例和数据，都是基于他们的回忆录以及访谈内容来整理的。 换句话说，兰台文章中的这些事例和数据，都有史料的支撑，绝非胡编乱造。 我所参考的史料包括了二汽技术副厂长、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陈祖涛的回忆录《我的汽车生涯》，还有20世纪80年代一汽副厂长、轿车部门负责人范恒光先生在2017年接受《汽车商业评论》杂志采访时的访谈。
范恒光先生于1951年从上海国立高机毕业后，被华东工业部选为留苏培养对象，先后在大连工业俄专和一汽俄文班学习，最终赴苏联实习。回国后，他进入一汽生产调度处工作，曾担任过一汽轿车厂厂长和副厂长，可以说，范先生的整个人生都和红旗轿车紧密相连，因此他的访谈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手资料。 根据范先生的说法，第一批红旗轿车压根儿就不是工业化生产的产物，而是手工制造的产物。当时完全没有现成的图纸，大家对轿车的构造一无所知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拆解样车，研究其结构，照着葫芦画瓢，基本上是照搬。红旗轿车生产初期，遇到的技术和质量问题可谓是层出不穷——从液压挺杆到轴瓦，从高油泵、凸轮轴到刹车系统，几乎没有一项是顺利的。 我在这里插一句，其实就制造业而言，从0到1并不算困难。拿第一代红旗来说，当时新中国完全没有轿车制造的技术储备，红旗轿车的生产可谓是硬着头皮上。根据陈祖涛先生和范恒光先生的描述，第一代红旗轿车的生产，基本上是依靠手工化的方式，成本毫不考虑。 以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发动机缸体为例，陈祖涛先生曾说过，当时发动机缸体的合格率只有3%。也就是说，手工浇注100个发动机缸体，能合格的只有3个，其余97个都要报废。 即便如此，第一代红旗轿车依然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生产。这就是从0到1的奇迹。 然而，红旗轿车一直到1981年停产，始终未能实现从1到100的突破。 原因就在于手工化生产和工业化生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。 一汽的全体员工，凭着拼劲和干劲，能够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造出第一代红旗。然而，他们无法仅仅依靠这种拼劲来提高第一代红旗发动机缸体的合格率。因为，工业化生产需要依赖机器来浇注缸体，但当时国内根本无法生产这种机器。 只要依赖手工生产，发动机缸体的合格率很难突破10%。这是因为人力资源总是有限的，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。 有些朋友会说，劳斯莱斯的发动机也采用手工铸造。那么，手工铸造和手工铸造之间的区别可就大了。劳斯莱斯的发动机、转向系统、刹车系统，并非全都是手工铸造的，合格率当然也不可能是3%。 事实上，第一批红旗轿车的质量问题相当严重。根据范恒光先生的讲述，第一批红旗大多被赠送给了中央领导们。然而，领导们使用了一段时间后，纷纷将这些车转送给了其他单位，原因就是红旗轿车的质量实在太差。 范先生当时就是负责向中央领导送车的人，他对这些红旗轿车的命运了如指掌。他回忆说：李雪峰使用的8号车，后来转交给了中央工业部；林枫使用的9号车，转交给了机关事务管理局；吕正操的12号车，1961年退回一汽，后来转给了鞍钢；彭真使用的25号车，转交给了天津外轮；李先念的26号车，转交给了机关事务管理局；贺龙的34号车，转交给了总参招待所；而总参招待所还接收了叶剑英的19号车和聂荣臻的35号车。当时一机部的部长段君毅曾经批评过一汽理财配资平台，问道：红旗怎么这么多质量问题？首长们都用不住？ 当然，兰台并不是要批评一汽，更不是说红旗不该造。但我想说明的是，在汽车制造领域，从0到1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同时，从1到100。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生产线之前，红旗确实只能保证从0到1，根本做不到从1到1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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